六月四日。她是被引擎聲吵醒的。
不是警笛。警笛她已經半個多月沒聽到了。是引擎，低沉、連續、很多具一起，從金湖路的方向傳上來，隔著六層樓和關著的窗，還是清楚。
她睜開眼。天花板上那塊水漬的橢圓還在。手電筒早關了，電要省。
她坐起來。背上沒有汗印。這幾天她習慣了乾，皮膚像紙，動作大一點會扯痛。
引擎聲沒停。
她走到客廳，拉開窗簾一角。
金湖路上有車。
半個多月了，街上一輛會動的車都沒有。今天有。一列深綠色的軍用卡車，車斗蓋著帆布，一輛接一輛，從南港方向往內湖路口開。卡車中間夾著一輛輪型裝甲車，砲塔上沒有人，車身的迷彩很新，沒有灰。
她數了一下。七輛卡車。一輛裝甲車。
車隊在內湖路口停下。士兵從車斗後面跳下來，動作很快。她看不清臉，只看到頭盔、步槍、迷彩。他們在路口拉起一道黃色的東西，是封鎖線，或者路障。
她站在窗簾後面看。
她想起大三那年去成功嶺採訪一個入伍的學弟。那時候的軍人整齊、安靜、被管理。眼前這些不一樣。他們動作快，可是沒有隊形，像被丟到一個還沒搞清楚的地方。
她沒把這個念頭說出來。屋裡也沒有人可以說。
她打開收音機。
「⋯⋯國防部公告。為維持台北市區秩序、保障市民安全，國軍自即日起進駐台北市各行政區，協助治安維護與物資調配。請市民配合軍事人員指示，非必要請勿外出。劃設管制區域，進出接受查驗⋯⋯」
她聽完一輪。她沒關。
她回到窗邊。
裝甲車旁邊，兩個士兵架起一個東西，腳架，喇叭。一陣電流聲之後，廣播從路口傳上來，跟收音機裡同一段話，慢半拍，重疊著，在街道的空盪裡撞出回音。
她看了很久。
半個多月，這條街是慢慢空掉的。一戶一戶熄燈，一個一個搬走，沒有人宣布什麼。熱把人趕走，或者趕進屋裡，沒有聲音。今天不一樣。今天有人帶著槍、帶著車、帶著喇叭開進來，把秩序兩個字重新擺回街上。
她知道這代表什麼。市政府的廣播這半個月越來越短，從逐家播報變成四個字帶過，到後來只剩供水時段和口罩提醒。現在換成國防部。民政管不動的東西，交給軍隊。這是一條線。台北越過了這條線。
她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。
太陽到了正上方。路口那邊，一個士兵摘下頭盔，用前臂抹了一把臉，又把頭盔扣回去。迷彩服的背後一整片深色。熱穹沒有因為他們進來就退開。盆地還是那個盆地，三面山，沒有風。槍管在太陽底下大概很燙。
她想，他們大概也是被調來的。從中部，或者南部，從一個還沒這麼糟的地方，裝進卡車運到台北。他們也要喝水，也會中暑。維持秩序的人，自己也在這個盆地裡。
街上開始有人出來。不多。一個、兩個，從巷子裡、從騎樓下，遠遠站著看。沒有人靠近路口那道黃線。士兵也沒有趕他們。雙方隔著三十米，互相看。
她沒有下樓。
中午，沒有水。
她算過。六月一日單數日有水，二日沒有，三日有，今天四日，沒有。浴缸裡保鮮膜下面還有大半，湯鍋滿的，塑膠桶滿的。她昨天補過。
她沒有開火。瓦斯剩不到十分之一。她吃了半條過期的能量棒，配兩口水。鋁箔包裝上的「2024.08」她已經不去看了。
下午，她決定下樓。
不是去買東西。她口袋裡剩四十塊，街上的店她也知道大半關了。她只是想看清楚路口那邊在做什麼。困在六樓看不全。
樓梯間比上次更暗。三樓的封條還在，黃色褪成了土色。另一戶門上「已搬離」的紙條捲了邊。五樓的紙箱痕跡。她沒停。
一樓大門推開一條縫。熱浪。
她戴上醫療口罩，藍色的，剩三個。她沿著騎樓往內湖路口走，貼著陰影，盡量不走到日照那半邊。
口罩裡很快積了濕氣。她用嘴呼吸，每一口都帶著一股溫熱。她記得六月一日那天走到南港方向，二十五分鐘就開始頭痛、嘴唇發麻、手抖，那是輕度中暑的前兆。今天她走得慢，貼著陰影，可是她知道身體的餘地不多。
街上比上次更荒。自助洗衣店的鐵捲門被人塗了一個她看不懂的記號。一台機車倒在路中間，後照鏡碎了，車身的灰積了一公分厚。一個塑膠袋掛在電線上，風一動它也動，沒有要掉下來的意思。
走到一半，她看到那家便利商店。
之前是「本店已歇業」，藍色簽字筆寫的。現在門口的玻璃碎了。整片落地玻璃從中間裂開，碎片散在人行道上，被踩過，有些壓進了灰裡。鐵捲門被人從下面撬起來一個角，捲曲變形。店裡面黑的，貨架倒了兩排，地上散著空的、扁的塑膠瓶和紙盒。
她在門口站了三秒。
不是今天的事。碎片上積了灰。撬開的鐵捲門邊緣也有灰。三四天前，或者更早。她沒進去。裡面能拿的應該早就被拿光了。
她繼續往路口走。
離路口還有五十米，一個士兵看到她，抬手，要她停。
她停下。
士兵走過來。很年輕，二十出頭，口罩上方的眼睛有紅血絲。步槍背在身前，沒有舉。
「這一帶的住戶？」他問。聲音悶在口罩裡。
「對。金湖路。」
「幾號？」
她報了號碼。
他從口袋掏出一張折起來的紙，攤開看了一下，又折回去。
「下午會有人到妳那棟登記。在家等。」他說，「這條街管制，不要往路口來。」
「登記什麼？」
「集中管理。」他說。他沒有解釋集中管理是什麼。他往後退一步，抬手指了她回去的方向，「回去。在家等。」
她沒有問第二次。她轉身，沿著來的騎樓往回走。
走了十幾步，她回頭看了一眼。那個士兵已經回到路口，跟另一個站在一起。裝甲車。黃線。喇叭還在重複那段公告。路口外面遠遠站著的那幾個人裡，有一個老人坐在機車行門口的台階上，沒有動。不知道坐了多久。
她沒有再看。
她回到公寓樓下的時候，陳阿姨在信箱前面。
陳阿姨穿著那件灰色棉居家衫，領口更鬆了。她手裡拿著一張藍色的卡，健保卡，正要放進口袋，動作很慢。
「阿姨。」若晴說。
陳阿姨抬頭。她的臉比上次又瘦，顴骨的皮繃著。嘴唇上的裂紋還是橫的，中間一道結了痂。
「妳也聽到廣播了。」陳阿姨說。
「聽到了。」
「他們說下午要來登記。集中管理。」陳阿姨把「集中管理」四個字說得很慢，像在掂這四個字的重量，「我活到七十二歲，沒聽過這四個字用在我自己身上。」
若晴沒有接話。
「妳要去嗎？」陳阿姨問。
「他叫我在家等。」
陳阿姨點了一下頭。她的目光落在若晴肩上。若晴沒有背背包，背包在樓上。可是陳阿姨像是看到了什麼。
「妳早就準備好了。」陳阿姨說。不是問句。
若晴沒有否認。
陳阿姨笑了一下。嘴唇上那道痂被扯動，她皺了一下眉。
「我沒有準備。」陳阿姨說，「我先生走了八年，這房子我住了三十年。我哪裡都不去。」
陳阿姨抬頭看了一下這棟樓。
「我搬進來的時候，這棟還是新的。」她說，「我兒子在這裡長大。陽台那盆茉莉是我先生種的，種了十幾年，前年才枯掉。樓下管理員老趙，去年走的。三樓那個老先生，我看著人來把他的門封掉。」
她說得很平，像在報一份名單。
「他們要我去那個安置點。」陳阿姨說，「一堆人擠在一起，排隊領水，排隊上廁所。我這把年紀，去那裡做什麼。」
若晴沒有說安置點有供水、有醫療。她想說，可是她也不確定那是不是真的。那是區公所的人會講的話。
陳阿姨看著她。
「妳一個人，去那裡也好。」陳阿姨說，「妳年輕，走得動。我這把骨頭，留在這裡剛好。」
若晴沒有接這句話。留在這裡剛好。這四個字她聽得懂。她不想聽懂。
若晴看著她。陳阿姨的嘴唇是橫向的裂紋。橫向裂紋是深層脫水。她說家裡有水，夠的。可是夠的人，嘴唇不會這樣裂。
她沒有說。說了陳阿姨也不會承認。
「阿姨，妳今天喝水了嗎。」她問。
「喝了。」陳阿姨說，「妳不要學我兒子。他以前也這樣，一直問。」
陳阿姨提到兒子。若晴是第一次聽到。她沒有問兒子在哪裡。這半個多月，她學會了不問這種問題。問了，答案通常不是好的，或者沒有答案。
「我上去了。」陳阿姨說，「下午他們來，我在家。」
她轉身往樓梯走。灰色居家衫的肩線垮著，比人寬。她走得很慢，每一階都停一下，手扶著扶手。
若晴站在信箱前面，看著她。
下午三點多，他們來了。
三個人。兩個士兵，一個穿便服的，掛著一張識別證，證上有區公所的字。他們從一樓開始，一層一層往上敲門。
敲到六樓，若晴開門。
便服的那個看了一下手上的板夾。
「林小姐？」
「對。」
「金湖路這一帶劃進管制區。」他說，語氣是念過很多遍的那種平，「今天傍晚六點以前，請帶必要物品到捷運站旁邊的臨時安置點報到。健保卡、身分證帶著。安置點有供水、有配給、有醫療。這裡接下來會斷水斷電，沒有人巡邏的時段不安全。」
「一定要去嗎。」她問。
「建議去。」他說。然後他停了一下，像是把官腔的殼卸下來一點，「小姐，這條街晚上沒有人了。前面那家便利商店妳也看到了。軍方人力顧不到每一棟。妳一個人在這裡，不安全。」
一個人。
她聽到這三個字。
這半個多月，她算過所有的東西。算過水夠幾天，算過食物夠幾天，算過台北到花蓮一百九十公里還是七百公里，算過四點四公升的水走幾天的路。她算到最後，得到一句話：一個人走不到。
所以她沒有走。六月之前她沒有走。六月來了，她還在這裡，背包在臥室地板上，合好的，等一個她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時機。
現在這個穿便服的人，用同樣三個字，把那個時機從她手裡拿走了。
她不是自己決定要走。是被人請出門。往一個不是花蓮的方向。
她想起五月那通電話。父親的聲音被雜訊蓋過，斷斷續續，最後一句完整的是「我們可能得自己找水」。後來那句話從父親口中，變成她對自己說的話。她一直以為，下一步是她自己走出去，走向花蓮，走向她不知道還在不在的家人。
不是這樣。下一步是別人來敲她的門，給她一個地址，一個期限。
「我知道了。」她說，「六點以前。」
那個人點頭，在板夾上做了一個記號，往七樓去了。兩個士兵跟上去。
她關上門。
她站在門後面，聽他們敲七樓的門。敲了很久。沒有人應。陳阿姨說過，七樓好幾天沒有聲音了。
腳步聲下樓。經過六樓，沒有停。經過五樓、四樓、三樓。然後是一樓大門的聲音。
整棟樓又安靜下來。
她走進臥室。
背包在地板上，合好的，跟六月一日那天放下的位置一樣。這三天她沒有再打開過它。
她蹲下，把背包拿起來，掂了一下。九公斤左右。她沒有再清點裡面。該帶的早帶了，清單上九項補齊了八項，剩下的那一項，她有一個鐵的水壺可以頂。
五月三十一日，她在一張紙上列過「帶走」和「留下」。帶走那一欄比留下短。現在她照那張紙做，只是當時她以為自己會往南走，往花蓮。現在她要去的是捷運站旁邊一個她沒去過的地方，一個別人替她決定的地方。
帶走和留下沒有變。變的只是方向。
她從廚房拿四瓶水，塞進背包外側。再多的水她帶不走。浴缸裡還有大半，湯鍋滿的，塑膠桶滿的，加起來三十幾公升。這些水她接了三天，蓋了保鮮膜，算著蒸發。現在要留在這裡。
她沒有去想這些水接下來會怎麼樣。蒸發，或者被後來的人拿走，或者就那樣放著，直到沒有人記得這裡住過人。
她把健保卡、身分證放進背包正面口袋，跟那張折成小方塊的清單、過期能量棒的包裝、打火機放在一起。
她背上背包。左肩帶接縫的地方有點鬆，撐得住。
她在客廳站了一下。
茶几上空了。地圖收進背包了。收音機留在茶几上，還開著，音量很低。
「⋯⋯金湖路、內湖路一段沿線住戶，請於今日傍晚六點前，攜帶證件至捷運站臨時安置點報到⋯⋯」
她沒有關收音機。讓它對著空屋子說。
她走到門口，回頭看了一眼。客廳，廚房，那扇通往陽台的鋁門，地板上她坐過很多次的那一塊。這個她租了四年的地方。這個她準備了一個月要離開、卻一直沒有離開的地方。
她沒有準備好離開。她現在也沒有。
她開門，走出去，把門帶上。
她從口袋拿出鑰匙，插進鎖孔，轉了一圈。鎖舌進去的聲音很輕。
她可以把鑰匙留在門上，反正不會再回來。她把鑰匙拔出來，放進口袋。
樓下傳來廣播，隔著六層樓，還是那一段。金湖路沿線住戶。六點以前。捷運站。安置點。
她背著背包，轉過身。
同一層樓，走廊另一頭，是陳阿姨的門。
陳阿姨說過，她哪裡都不去。她說這房子她住了三十年。
若晴看著那扇關著的門。
她走過去，抬起手，在門上敲了三下。
她站在門口等。
走廊很暗。樓下的廣播還在重複那一段，金湖路沿線住戶，六點以前，捷運站，安置點。她聽著自己的呼吸，聽著背包的帶子壓在肩膀上的那一點重量。
門後面沒有聲音。
她又敲了三下。
「阿姨。」她對著門說，「我要走了。妳真的不一起嗎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