門後面還是沒有聲音。
若晴站在陳阿姨門口，背包壓著肩膀。樓下的廣播隔著六層樓傳上來，金湖路沿線住戶，六點以前，捷運站，安置點。她數著自己敲門的間隔，等到那段公告又念完一輪，門裡面才有了動靜。
拖鞋擦過地板的聲音。很慢。門鎖轉開。
陳阿姨開了一條縫，又把門拉大。屋裡比走廊更暗，窗簾拉著，一股關了很久的悶味，混著一點消毒水。
「我以為妳走了。」陳阿姨說。
「我要走了。」若晴說，「來問妳最後一次。」
陳阿姨搖頭。她不是猶豫過才搖頭。她是一聽到就搖頭，像這個問題她在這半天裡已經自己問過很多遍，每一遍的答案都一樣。
「我跟妳說過了。」她說，「這房子我住了三十年。」
若晴沒有再勸。她知道勸沒有用。陳阿姨不是不懂外面的情況，她比若晴更早看著這棟樓一戶一戶空掉。她懂。她是懂了之後決定不走。
若晴卸下一邊的肩帶，從口袋裡掏出鑰匙。
「阿姨。」她說，「六樓我那間，浴缸、湯鍋、陽台的塑膠桶，都是水。蓋了保鮮膜。三十幾公升。」她把鑰匙遞過去，「我帶不走。妳拿。」
陳阿姨看著那把鑰匙，沒有接。
「妳自己要走那麼遠。」陳阿姨說。
「我帶不走那麼多。」若晴說，「放在那裡也是蒸發掉。」
陳阿姨的手沒有動。若晴抓起她的手，把鑰匙放進她乾燥的掌心，替她把手指合上。陳阿姨的手很輕，皮膚底下摸得到骨頭。
「單數日才有水。」若晴說，「妳記得接。我那邊的先喝。」
陳阿姨的手指這才握住了鑰匙。
「妳這孩子。」她說。她沒有再說下去。
若晴重新背好背包。她沒有說再見。這兩個字在這種時候太重，又太輕。她退後一步，看了陳阿姨最後一眼。橫向的裂紋還在那張嘴唇上。她知道這些水改變不了什麼。深層脫水不是喝夠了就能倒轉的，何況陳阿姨缺的根本不是水。她缺的是一個還願意為她留下來的人。水給不了這個。
她轉身下樓。走到三樓的時候，她聽見上面陳阿姨的門關上。鎖舌進去，一聲輕響，跟她自己鎖門的時候一模一樣。
一樓大門外，太陽斜了，光從金湖路的西邊壓過來，把整條街切成明暗兩半。
她貼著陰影那半邊走。背包九公斤，左肩帶的接縫鬆鬆地咬著她的鎖骨。她往捷運站的方向走，那是她報到的地方。平常走路十分鐘，今天她走得慢，每隔一段就停在騎樓柱子的陰影裡喘一口。口罩裡的濕氣很快積起來。
街上的人比早上多。都是往同一個方向去的。有人拖著行李箱，輪子卡在人行道的裂縫上，一頓一頓。有人抱著小孩，小孩的臉貼在大人肩上，沒有哭，也沒有睡，眼睛半開著。一個老人推著一台堆滿東西的買菜推車，棉被、鍋子、一袋米，最上面壓著一個相框，玻璃反著光，看不清裡面是誰。
沒有人說話。一條街的人往同一個地方走，安靜得只剩輪子和腳步。
捷運站到了。站體的鐵捲門半拉著，月台早就停駛了。安置點不在站裡，在隔壁那所國中。校門口拉了管制線，兩個國軍站在桌子後面，桌上一疊表格，一盞接著發電機的燈。隊伍從校門排到馬路上。
她排進去。
輪到她的時候，桌子後面的人接過她的健保卡和身分證，在表格上抄了號碼，又把證件還給她。
「體育館，B 區。」他說，「裡面有志工帶位。配給一天兩次，早上跟傍晚，聽廣播。手機不要充太久，發電機要分給很多人。」
他說得很快，是一句話講了一整天的那種快。她點頭，往裡面走。
體育館的門一打開，一股熱氣和氣味一起湧出來。
汗、消毒水、泡麵、尿布、還有很多人擠在一個不通風的空間裡那種說不清楚的悶。木地板上鋪滿了東西。睡墊、紙板、瑜伽墊、攤開的紙箱，一塊挨著一塊，中間留出細細的走道。籃球場的線還在地上，現在被睡的人和坐的人蓋住了。看台上也有人。天花板上的大電風扇開著，慢慢轉，把上層的熱風往下推。她記得書上寫過，氣溫超過三十五度，電風扇只會把熱空氣吹到皮膚上，加速脫水。這裡的風扇就是這樣。沒有用，可是沒有人去關。關了會更悶。
志工是個戴眼鏡的年輕女生，帶她到 B 區。所謂 B 區就是地板上用紅色膠帶貼出來的一塊，裡面再用更細的線分成一格一格。她那一格，是一張藍色塑膠睡墊的大小。左邊睡著一個中年男人，背對著她，鼾聲很重。右邊是一對母女，女兒大概五六歲，正趴在地上畫一張已經畫滿的紙。
「東西放這裡。晚上睡這裡。」志工說，「廁所在那頭排隊，水龍頭沒水了，用配給的。有事到服務台。」
若晴把背包放下，自己坐到睡墊上。
從這個高度看出去，整個體育館是一片起伏的人。她算不出有多少。三百，四百，更多。每個人都圈在自己那一小格裡，像很多座小小的孤島，挨得很近，又互不相連。
她在內湖那棟空樓裡待了半個多月。一整棟樓只剩她和陳阿姨。她以為那就是末日的樣子，安靜，空，三十米以內只有她一個人。
原來不是。末日也可以是這樣，把幾百個人塞進一個體育館，每個人身上都帶著自己那一份安靜。
第一個晚上，她睡不著。
燈沒有全關。服務台留了一盞，看台上方也留了一盞，整個體育館泡在一種昏黃的、永遠不會真正暗下來的光裡。她躺在藍色睡墊上，背包墊在頭底下，手臂環著它。左邊那個男人的鼾聲一陣一陣，斷掉的空檔，她就聽見更遠的地方有別的聲音。小孩的夢話。老人的咳。某個方向壓低的爭執，為了一塊睡墊的邊界。有人開著手機的光照自己的臉，不知道在看什麼，那台手機其實收不到任何訊號。
她從來沒有跟這麼多陌生人睡在同一個空間裡。在內湖那間公寓，門一關，那點悶熱至少是她自己的。她可以躺在地板上她坐慣的那一塊，不必管別人。這裡沒有門，沒有牆，沒有一塊地方只屬於她。她一翻身就會碰到右邊母女的睡墊，一咳嗽就吵到左邊的男人，她做的每個動作都落在別人的眼睛和耳朵裡。
她把背包抱得更緊一點。錢、證件、地圖、四瓶水，全在裡面。她當過記者，寫過、也聽過末世裡女人會遇上的事。她沒有讓自己往那個方向多想，只是把自己擱在睡著和醒著的中間，像值夜班那樣，留一隻耳朵在外面。
不知道幾點，天花板的風扇還在轉，把上層的熱風一遍一遍往下推。她最後想的是，這裡比那棟空樓安全，也比那棟空樓更不安全。人多，所以不會有人像陳阿姨那樣被整棟樓忘掉。人多，所以什麼都可能發生。
她半夢半醒到天亮。
她在安置點的第三天才慢慢摸出這裡的節奏。
廣播是早晚各一次，從服務台的擴音器放出來。內容很短：配給時段、用水規定、宵禁時間、不要私自離開管制區。再來就是反覆那幾句，保持冷靜、注意防暑、聽從指示。每次廣播，整個館子會安靜下來一點，幾百個人一起豎著耳朵，等裡面有沒有新的東西。通常沒有。
配給排隊。早上一次，傍晚一次。一個人一次半瓶水，一份吃的。吃的是輪流的，今天是一塊壓縮餅乾加一個小麵包，昨天是一包白飯。隊伍很長，從 A 區一直繞到門口。她排過兩次就學會了，要在廣播一響就起身，晚一點，隊伍就長一倍。
水比她在家裡的時候還少。她算過。一天兩個半瓶，一公升出頭。比每人每日最低的一點五公升還低。她身上還有自己帶的四瓶，藏在背包最底下，沒有動。那是上路用的。
她大部分時間坐在自己那一格上。她不擅長跟人攀談，這裡也沒有人有力氣攀談。她聽。右邊那對母女，母親每天哄女兒，說再過幾天就好了，爸爸會來接，他們會回家。女兒問哪一天，母親說快了。這段對話每天都有，內容一樣，女兒每天都問，母親每天都說快了。
她聽得出來，那個母親自己也不信。
有一天傍晚，若晴排配給回來，那個母親開口問她。
「妳一個人？」
若晴愣了一下。她不太習慣被陌生人搭話。「嗯。」
「家人呢？」
「在花蓮。」若晴說。話一出口她才發現，這是她半個多月來第一次把這三個字對人說出來。在花蓮。說得好像他們還好好地在那裡，等她回去。
「那妳要回去喔。」母親說，像在說一件理所當然的事，「孩子總是要找家的。」
若晴沒有接話。她不知道怎麼跟一個陌生人講清楚，花蓮的電話三個禮拜前就變成了「已停止服務」。那個母親每天跟女兒說爸爸會來接，若晴每天聽著。她們各自守著一個不一定還在的人。
那天中午，她找到館子側邊一道通往二樓看台的樓梯，盡頭有一扇高窗。
玻璃蒙著灰，可是看得到外面的天。她站在那裡看了很久。天空不是藍的，是一種燒過頭的灰白，高層薄薄壓著一片，底下沒有一絲要動的樣子。她認得這個。副熱帶高壓還坐在盆地上空，下沉的氣流像一個倒扣的鍋蓋，把熱和髒空氣全封在裡面。三面環山的台北盆地，連一點能把熱帶走的風都擠不進來。
她在心裡算了一遍。這樣的天，不會在七月、八月自己鬆開。熱穹要散，得有一個夠強的系統從外面把它頂開，一個颱風，或者一道真正的鋒面。可是副高壓得這麼實，颱風靠近也會被推著繞開。她在電視台做了五年氣象，這套推演她閉著眼睛都跑得出來。跑到最後是同一個結論：盆地裡的人，要等天氣救他們，等不到。
她沒有對任何人說。這裡沒有人需要一個氣象記者解釋他們頭頂上那口鍋蓋。他們只想知道明天有沒有水。
第四天傍晚，她想起手機。
她已經三天沒開機了。電量本來就剩不到一成，她一直關著省電。她拿出來，按開。螢幕亮起來，電量百分之七。訊號格子是空的，右上角一個小小的叉。
她走到服務台旁邊的充電區。一張長桌，接了一排延長線，發電機在外面突突地響。桌邊圍著一圈人，每個人盯著自己的手機，像在看一個快要熄滅的東西。她插上線，等。
電量爬到百分之十二的時候，訊號格子閃了一下，跳出一格。
她立刻點開訊息。最上面是弟弟若安。最後一則對話停在五月七號，她發出去的「你們那邊還好嗎」，下面一直是一個小小的單勾，送出，沒有送達。
她又打了一行字。
「我離開內湖了。在安置點。你們在哪裡。」
她按下傳送。
字句下面轉起一個小圈。傳送中。
那一格訊號又掉了。小圈轉了很久，停住，旁邊跳出一個紅色的驚嘆號。傳送失敗。
她重試。失敗。再重試。失敗。
服務台的廣播這時響了。不是平常的時段。聲音先是一陣電流，然後是值班的人，不是錄音：
「跟大家報告一下。電信公司那邊回覆，因為供電不穩、機房過熱，這幾天基地台大面積停擺，網路跟手機通話幾乎都不能用了。短時間內不會恢復。需要對外聯絡的，請到服務台登記，我們會透過軍方的管道試試看。重複一次，手機現在大概都打不通了，請大家不要一直充電試，把電留著。」
館子裡有人發出聲音。不是哭，也不是喊。是一種很低的、很多人同時嘆出來的氣，像潮水退下去。
她看著手機。那則「我離開內湖了」躺在對話框裡，下面是紅色的驚嘆號。沒有送出去。也不會送出去了。
她把手機從充電線上拔下來。百分之十四。她按了關機。螢幕暗下去。
她這才明白，這台手機從此只是一個會耗電的盒子。它不再是一條通到花蓮的線。半個多月來，她一直把它帶在身上、替它省電，是因為心裡有一個沒說出來的念頭：只要有一格訊號，她就還連著家裡。現在這個念頭斷了。基地台不會回來。父親、母親、若安的號碼，早在五月就變成「已停止服務」。現在連能打的人也都打不通了。
廣播說，需要對外聯絡的到服務台登記，透過軍方管道試試看。她沒有去登記。她知道那個「試試看」是什麼意思。那是給還抱著希望的人一個排隊的地方。
她回到自己那一格，坐下。
右邊的小女孩睡著了，畫了一半的紙壓在臉頰底下。母親靠著牆，眼睛閉著，沒睡。
若晴從背包正面口袋掏出那張折成小方塊的紙地圖，在睡墊上攤開。摺痕已經起毛了，沿著線快要裂開。她用手把它壓平。
台北。她的手指落在內湖，往南移。她以前看這張地圖，看的是路線。一百九十公里，還是七百公里。哪一條近，哪一條安全。那時候南下對她還是一個選項，一個可以再想一想、再等一等的選項。她等的是一通電話，一格訊號，一個從花蓮傳來的、告訴她家裡還在的消息。等到了，她就知道該往哪裡走。等不到，她就再等。
現在不必等了。電話不會來。訊號不會來。消息不會來。
她的手指停在那條往南的公路上。
她第一次認真地，用指節去量它的長度。從內湖，到南港，到新店，往坪林的方向，那條淺淺的公路曲線，在她的指腹下面，一節，又一節。她量到第三節的時候，指尖已經離開台北盆地，伸進了她不認得的山裡。
要知道家裡還在不在，只剩一個辦法了。
走過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