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的第一個禮拜，他們把內湖的安置點併走了。
廣播前一天傍晚就放了。國中體育館這種小點要關，住戶集中到信義區一個大型收容所，說那裡供水穩、有醫療、有軍方統一管理。第二天一早，軍卡停在校門口，一車一車載人往西走。
若晴坐在車斗裡，背靠著帆布，背包抱在膝蓋上。九公斤，跟她離開公寓那天一樣重。水沒敢喝，藏在最底下。
車子穿過城市。一個多月的軍管，街是另一個樣子了。紅綠燈全黑。十字路口堆著沙包和拒馬，軍人站在後面查驗放行。沿路的店面拉下鐵門，門上噴著各種記號，有些是軍方的編號，有些她看不懂。偶爾有人貼著騎樓走，看到車隊就停下，讓他們過去。沒有人揮手，也沒有人喊。
車過一個路口，她看見牆邊排了一列水桶。大大小小，藍的紅的，沿著騎樓的柱子排成一條。沒有人守著，就那樣擺著，等一台不知道幾點才會來的水車。隊伍是空的，只有桶。在台北，連排隊都不必人到場了，放一個桶就算占了位置。車一下就開過去，她回頭看了一眼，那條桶的隊在後面越來越小。
車子在光復南路慢下來的時候，她看見路邊一所國小。校門口掛著一塊牌子，紅底白字，避難收容處所。鐵門關著，裡面沒什麼人。她認得這種牌子，每個學校門口都有一塊，平常沒人看。那是給颱風天、給地震的，讓附近幾十個人躲一兩天。一所國小，撐死容得下幾十個人。
然後車子轉過一個彎，那個東西壓進了她的視線。
大巨蛋。
她在電視台跑過它的新聞。當年蓋的時候吵了很多年，蓋好以後辦過球賽、辦過演唱會，一場幾萬人。一個給幾萬人坐著看熱鬧、吹冷氣、散場就走的地方。
現在它的門口排著看不到頭的隊。
車隊在外面停下，他們被趕下車，排進那條隊。太陽很大，隊伍幾乎不動。前面有人撐傘，有人拿紙板擋在頭上。一個多小時，她往前挪了不到二十公尺。她算著自己流的汗，算著背包裡那四瓶水，沒有動。輪到她的時候，衣服濕透又乾了一輪，鹽在領口結成白印。
進去的第一件事是登記。又是健保卡、身分證、抄號碼、分區。流程跟內湖一樣，只是規模大了幾十倍。隊伍在大廳裡繞成一圈又一圈，工作人員的聲音都啞了。
她被分到看台某一區，一個用噴漆編號的座位排。志工帶她進去的時候，她第一次抬頭看清楚這個地方。
穹頂很高，很大，灰白色，一格一格的鋼樑往中間收。底下原本是球場的那一整片平地，現在鋪滿了東西。睡墊、紙箱、行李、曬著的衣服、用紙板隔出來的一小格一小格。看台一層一層往上，座位之間的走道、樓梯口、平台，凡是能躺人的地方都躺了人。
她沒有辦法算這裡有多少人。內湖那個體育館，她還能估出三四百。這裡不行。這裡是另一個量級。幾千，或者上萬。一整座為了讓人坐著看球而蓋的房子，現在裝滿了沒有地方去的人。
聲音是一整片的。幾千個人就算誰都不說話，還是會有聲音。咳嗽、小孩哭、塑膠袋、拖鞋拖過地面、不知道哪一格漏出來的收音機。這些聲音在穹頂底下散不掉，撞上鋼樑又落回來，疊在一起，成了一種低低的、不會停的嗡。她坐了好一會兒才發現，這個地方跟內湖那盞不關的燈一樣，從來不會真正安靜。
光從頂上漏下來，是發電機撐著的昏黃，照得到看台上層，照不到球場中央。底下那片人海在半明半暗裡起伏，睡著的、坐著的、走動的，分不清誰是誰。她想起小時候在電視上看這裡辦演唱會，幾萬人舉著手機的光，亮成一片星海。同一個碗，現在裝的是另一種東西。
熱氣是悶的，往上走的。穹頂底下不通風，這麼多人的體溫、呼吸、汗，全積在這個密閉的大碗裡，散不掉。她在內湖讀過這種天，副高壓著盆地，熱穹散不開。眼前這個穹頂是同一回事的縮小版，一個人親手蓋出來、再親手塞滿的小型熱穹。電風扇在高處轉，跟內湖那台一樣，只是把上層的熱風往下推。
她找到自己那一格，把背包放下，坐了下來。
第一個晚上，她幾乎沒睡。
內湖那個體育館，她已經覺得擠了，四百個人。這裡是它的十倍、二十倍。燈不關，嗡聲不停，每一個方向都是人。她左邊隔著一塊紙板是一家人，右邊是一個獨自來的中年男人，背對著她。再過去還是人，一直過去都是人，鋪到她看不到的地方。
她把背包墊在頭下，手臂環著它。錢、證件、地圖、四瓶水，全在裡面。她在內湖學會的那件事，在這裡更要緊：把自己擱在睡著和醒著的中間，留一隻耳朵在外面。人多到這個地步，沒有一個動作是只有她自己看得到的；可是反過來，也沒有一個人，會注意到她少了什麼。她夾在幾千人中間，比在那棟空樓裡還要更像一個人。
她想，這就是收容。把人收進來，給一口水、一塊地，然後讓每一個人，繼續一個人。
接下來幾天，她慢慢看懂這裡是怎麼運轉的。
她改不掉這個習慣。做了五年記者，她看一個地方，先看它的結構。誰管事、東西怎麼流、人往哪裡聚。在電視台是這樣，在這裡也是這樣。她坐在自己那一格，不太跟人說話，只是看。
配給站在球場那一頭，靠著原本的球員通道。一天兩次，廣播一響，人就從四面八方往那裡流。她看著那股人流，想起氣象圖上的低壓。配給站就是這座巨蛋的低壓中心，所有的氣流都往那裡捲。誰離得近、誰排得前面、誰能多領一份，在這裡就是天氣。
有一次她排在隊伍中段，看見前面起了爭執。一個人說自己今天還沒領，發放的人說名冊上劃掉了。兩邊的聲音越來越大。
「我真的沒領。你看我手上，有印子嗎。」
「名冊就是劃掉了。後面還很多人。」
排在後面的人開始不耐煩，有人喊往前走。眼看要僵住，一個戴臂章的擠過來，沒有罵人，只問了兩句，把那個人帶到旁邊登記，隊伍又動了。她看著那個臂章的背影，想，讓這個地方不至於翻掉的，從來不是門口那幾把槍。槍只能讓人不敢動，讓人願意排隊的是別的東西。
維持秩序的有兩種人。一種是軍人，站在出入口和配給站，有槍，話很少。另一種沒有制服，是難民裡頭被找出來、或者自己站出來幫忙的，戴一條簡單的臂章，維持排隊、調解爭吵。後面這種人沒有薪水，也沒有槍，只有一條臂章和一張嘴。她注意到，真正讓這個地方不至於亂掉的，常常是後面這種人。
水的事她算過了。配給一天兩次，一個人加起來大概一公升出頭，跟內湖差不多，還是不夠。她自己那四瓶還在背包底下，沒動。這裡幾千人，她不會把它拿出來。
她也排配給。廣播一響就起身，這是她在內湖學會的，晚一步隊伍就長一倍。半瓶水，一份吃的，今天是壓縮餅乾，昨天是一小包白飯。她領了就回自己那一格，不在路上吃。
日子開始黏在一起。這裡沒有窗，分不出早晚，只靠廣播報時段、報配給、報那幾條念到爛的宣導。在內湖的時候，手機還能勉強撐著一格訊號，讓她覺得自己還連著外面。現在手機在背包裡關著，電量停在十四，再開也沒有訊號，基地台早就停了。時間剩下廣播一種，由別人替她數著。她不太確定今天是幾號，只知道是七月，進來第幾天也快算不清了。
左邊那家人，她看了兩天才看懂他們怎麼分工。
男人去排配給，女人守著位置和兩個小孩，老人，大概是其中一個的父親，管著一個鼓鼓的行李袋，從不離手。配給的時候，女人先把兩份留給小孩，自己那份分一半給老人。排隊、看東西、顧小孩、守行李，四件事，五個人輪著轉，沒有一刻是空的。
第二天傍晚，女人見她一個人坐著，遞過來半塊餅乾。
「妳一個人。」
「嗯。」若晴接過餅乾，捏在手裡沒吃。
「家裡人呢。」
「在花蓮。」
女人點點頭，沒有多問。在這裡，「在花蓮」跟「不在了」中間隔著的東西，大家都懂，不必說破。
「我們從汐止過來。」女人說，像在交換，「房子淹了兩次，水一直沒退，就出來了。本來想投靠我妹妹，她在板橋，結果板橋也一樣。」她說得很平，「走到哪裡都一樣。所以我們不走了，在這裡等。」
「等什麼。」若晴問。她很少主動問，這句話自己跑了出來。
「等有人來說，可以回家了。」女人笑了一下，「總會有那麼一天吧。」
若晴沒有接。她知道那一天不會來，至少不會像女人想的那樣來。可是她沒有說。女人回頭去看自己的小孩，一個已經睡著，一個還在玩一張摺爛的紙。
若晴看著那一家人。五個人擠在兩塊紙板大的地方，熱，吵，什麼都不夠。可是他們有一樣她沒有的東西。排隊的時候有人守位置，睡覺的時候有人看著行李，誰不舒服了有人遞水。他們把彼此分著用，像分配給的水。
她低頭看手裡那半塊餅乾，到底還是收下了。
到第四天，味道變了。
一開始只是人多的悶味。後來那味道裡多了別的東西，從廁所的方向飄過來。洗手的水是配給的，沒有人捨得用水洗手，病就這麼傳。第三天起，廣播裡多了一條新的宣導，勤洗手、生水不要喝、有腹瀉發燒到醫療站。她聽著就知道，廣播會加這一條，代表這裡已經有人腹瀉發燒了。
醫療站在另一頭，門口的隊一天比一天長。排隊的人裡有抱小孩的，有扶老人的。她遠遠看過一次，一個老人坐在折疊椅上，頭垂著，旁邊的人替他搧風。搧了很久。她想起內湖樓下早餐店那張長椅上對著太陽的老人，想起陳阿姨橫向裂開的嘴唇。同一件事，只是這裡是幾千人份的。
那條宣導一天念好幾遍。勤洗手，生水不要喝。可是洗手的水也是配給的，一個人一天一公升，要喝、要擦身、還要洗手，怎麼分都不夠。她在內湖讀過副高和空污的機制，在這裡她不必讀什麼。幾千個人、一口不夠的水、散不掉的熱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，是算數，不是預測。
她自己也覺出身體在變。皮膚還是乾，嘴唇起皮，這幾天又多了一點別的，胃裡悶悶的，吃不太下。她不確定是水的關係，還是這個地方的關係。她把配給那半瓶水分成三次喝，盡量不去想醫療站那條越來越長的隊會不會有一天輪到她。
她沒有走過去看那條隊。她身上沒有藥，也沒有多的水。走過去只是多看一眼，看了也幫不上。她學會了在這裡省著自己的注意力，像省水一樣。
可是有一樣東西她省不掉。
在內湖，她對著一棟空樓和一個不肯走的老人。她算過所有的數，水夠幾天、路有多遠、一個人走得到走不到。她算到最後，得到一句話：一個人走不到。然後國軍把她請出門，把她塞進這個塞滿人的大碗裡。
水的問題，這裡暫時有人管。可是把她困在原地的那句話，沒有人能替她解決。她還是得往南。往南要走很遠的路，要過很多她不認得的地方。那句「一個人走不到」，沒有因為周圍多了幾千個人就不算數。
恰恰相反。
這幾天她也聽見一些話。人擠在一起，話就傳得快。有人說中部還有水，有人說台中以南軍方管得鬆一點，有人說南邊還有國際的救援物資。沒有人說得清楚是真是假，消息像穹頂裡的熱氣，一層一層悶著，發酵，變形。她聽過太多種版本，學會了不全信。可是每一個版本裡都有同一個方向：往南。
她注意到，說這些話的人，眼睛是亮的。困在這裡的人分兩種。一種已經把這裡當成終點，鋪好睡墊，等配給，等一個不會來的「過幾天就好」。另一種還在算路、還在打聽，背包收得整齊，隨時準備走。她認得後面這種人，因為她自己就是。
她坐在自己那一格，看著底下那片人海。配給的人流，戴臂章的人，排隊看病的人，抱著小孩說再過幾天就好了的人。半個多月，她習慣了把人當成背景，當成街上越來越少的燈、樓裡越來越靜的鄰居。現在她身邊全是人。幾千個。每一個都有自己的方向，自己的力氣，自己能做和不能做的事。
她發現自己的眼睛在動。不是在看穹頂，不是在看配給站的位置，不是在讀這個地方的天氣。
她在看人。
一個一個地看。看誰走路還穩，看誰背包收得整齊像是隨時要走，看誰在替別人做事而不只顧自己。她看見有人替不認識的老人佔住陰影的位置，看見有人在人群裡穿來穿去、像在替誰帶話帶東西，看見那些戴臂章的把一條快散掉的隊伍一寸一寸撐回去。她看的時候，沒有想清楚自己在找什麼。她只是第一次，在這麼多人裡面，把人當成人來看。
她坐直了一點。
這半個多月，她想的都是要帶走什麼、留下什麼、缺什麼。她列過一張清單，劃掉一項又一項。她從來沒想過，清單上最該補的那一項，不是水，不是刀，不是手電筒。
是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