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花了一整個上午，才走到那個戴臂章的男人面前。
不是路遠。是她不知道怎麼開口。她在心裡演練了十幾種說法，每一種講出來都像在搭訕，或者像有求於人。她不是有求於人，她只是想認識一個在別人倒下時會蹲下去的人。可是這句話她沒辦法直接說。
早上她試過一次。那時候他在球場那頭跟兩個臂章員交代事情，她走到離他幾公尺的地方，站了一會兒，他抬頭看了她一眼，她卻把到嘴邊的話又吞了回去，假裝是路過，繞開了。走回自己位置的路上她有點氣自己。她以前在記者會上，敢舉手問署長最不想答的問題；現在卻連走過去跟一個秩序員講一句話都做不到。她想，大概是因為從前那些問題後面有一台攝影機、一個身分撐著她，而現在她什麼都不是，就是幾千個排隊領水的人裡的一個。
中午配給的時候，機會來了。
隊伍又為了插隊吵起來，一個男人嗓門很大。
「插什麼隊。我從早上就站在這裡。」
「我家小孩在後面，我幫他們拿一下不行嗎。」
「一下一下，每個都一下，那我們前面排的是排心酸的。」
眼看兩個人就要動手，那個前兩天蹲下去救人的秩序員走了過來。他沒有立刻喝止，先抬手把兩個人隔開，聽兩邊各講了一遍。
「我聽懂了。」他說，聲音不高，可是壓得住場，「後面那三個，現在就過來排在最後。不是處罰，是規矩。今天規矩亂一次，明天就沒人肯排了。」
那個幫家人插隊的男人還想說什麼。
「太陽底下站到下午，對誰都不好。」秩序員看著他，「你也累，他也累。少吵兩句，早點領完早點回去躺著。」
吵架的人愣了一下，沒再鬧。三個被點名的人摸摸鼻子，繞到隊尾去了。
她看著他把隊伍重新理順，心裡那十幾種說法全忘了。等他從隊伍邊上退開、走到一根柱子的陰影下喝水的時候，她跟了過去。
「那個。」她聽見自己的聲音有點乾，「我想跟你說一件事。」
男人轉過頭看她。近看他比她想的更累，眼睛裡有血絲，下巴一層短鬍。他沒說話，只是等。
「這個天氣，」她說，「不會很快好。」
他皺了一下眉：「妳哪位。」
「我以前是氣象記者。在電視台做天氣的。」她說得很快，怕他不耐煩走開，「現在這個熱，不是普通的熱。是一個很大的高壓蓋在台灣上面，把熱氣壓在底下散不掉。這種東西不會幾天就走。我看資料的話，它可能要撐到秋天。」
男人盯著她看了兩秒：「妳跟我說這個做什麼。」
她被問住了。對啊，她跟他說這個做什麼。她張了張嘴，最後說了實話：「因為這裡好像沒有人知道。大家都在等它過去。可是它不會在這幾天過去。等的人，會等到撐不住。」
男人沒有馬上回話。他喝了一口水，把瓶蓋旋緊，動作很慢。
「妳確定。」他說。
「天氣沒有百分之百。」她說，「可是這個型態我看過。一般的高壓，過幾天就被別的系統推走了，東邊來個颱風、北邊來道鋒面，它就散了。可是今年這個，東西南北都沒有東西進得來推它，它就一直賴在這裡。它穩定得不正常。我在電視台最後幾天，圖上那條線一直沒動。它要動，早就動了。」
「所以妳的意思是。」
「我的意思是，這座巨蛋撐不到它結束。」她說，「水一天比一天少，病一天比一天多。如果大家都在等天氣轉，那就是在等一個不會來的東西。」
男人看著遠處的隊伍，沉默了一會兒。她以為他要把她當成危言聳聽的瘋子打發走。
「我也這麼覺得。」他卻說，「不是因為天氣。我不懂天氣。是因為東西進得越來越少。前幾天還有兩份水，今天剩一份。會這樣，只有一個原因，外面送不進來了。一個地方，進的比出的少，又一直在少，撐不久。」
她點頭。這跟她算的是同一件事，只是他從物資看，她從天上看，兩條線指向同一個地方。
「妳叫什麼。」他問。
「林若晴。」
「詹偉傑。」他說，「以前是消防員。」
「我看得出來。」她說，「前兩天那個倒下的人，你救他的樣子，不是一般人。」
他扯了一下嘴角，不太像笑：「做久了，手會自己動。看到人倒，比看到自己餓還先反應。」
「你為什麼戴這個。」她指了指他手臂上那條布條，「我聽說沒有薪水。」
「沒有。」偉傑說，「一條布，一天多兩份口糧，這樣。」
「那你圖什麼。」
他想了想：「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是習慣。我幹了十二年消防。」
「最後那場大火。」她順著他的話問，「怎麼了。」
他沒有馬上答。他看著地上，過了一會兒才說：「不是大火。是這個熱。今年入夏以後，火警一場接一場，老房子的電線、頂樓加蓋、鐵皮屋，熱到自己燒起來。人手不夠，水也不夠，有幾次到了現場，消防栓是乾的。」他頓了頓，「我們分隊有個學弟，進去拉一個出不來的，自己沒出來。那之後沒多久，調度整個亂了，能調的車和人都調去別的地方，剩下的就地解散。我們連告別式都沒辦法好好辦。」
她沒接話。
「所以我說我剩這雙手。」他把水瓶轉了個方向，「裝備沒了，隊沒了，學弟也沒了。剩下的就是這雙手還知道怎麼把一個倒下的人放平。在這裡看到亂，看到有人快出事，我擋不住自己不去管。我老婆說我這是病。」他停了一下，「她在台中。我們前年離的。」
她沒接這句。她聽得出來，那不是一句要人安慰的話，是他習慣把事情講清楚，連自己也一起講進去。她在電視台採訪過不少這樣的人，做救難、做醫護的，講起最痛的那一段，反而平得像在念別人的事。平不是因為不痛，是痛得太久，已經學會把它收到聲音夠不著的地方。
「那你有想過走嗎。」她問，「往南。」
偉傑看了她一眼，這一眼比剛才久：「妳是要走的人。」
「我要回花蓮。」她說，「我家人在那邊。電話打不通，我得自己回去看。」
「一個人。」
「現在是一個人。」她說。她自己都聽見這句話裡的什麼。
他沒有馬上接。他把空水瓶在手裡轉了轉，像在掂一件比水瓶重得多的東西。一個要回花蓮的女人，一個人，背個包，在這種時候，這幾個字湊在一起是什麼意思，他比誰都清楚。
「走不容易。」他終於說，「現在外面比這裡還亂。沒有水、沒有遮蔭、路上什麼人都有。妳一個女生，背個包就走，走不到。」
「我知道。」她說，「所以我在看。」
「看什麼。」
「看誰走得了。」她說。這句話她憋了好幾天，第一次說出口，說給一個剛認識的人聽，「我不會跟人打交道，我只會看。這幾天我在看這裡的人，看誰是真的還想走、誰已經放棄了。我看到你蹲下去救那個人的時候，我就想，這個人我得認識一下。」
他盯著她，半天沒說話。然後他輕輕搖頭，像是被她這套直白弄得有點沒辦法。
「妳這人，講話真的不會拐彎。」
「對。」她說，「我不會。」
那天下午，他們又說了一陣。多半是偉傑問，她答。
「妳說回花蓮。」他問，「打算怎麼走。」
「兩條。」她在地上比劃，「一條走公路，雪隧那邊，比較好走，可是聽說軍隊在管，過不過得去不知道。一條繞山，遠，難走，可是沒人。直線一百多公里，真要用走的，公路大概兩百，山路更多。」
「水呢。」
「這就是問題。」她說，「一個人一天最少要兩三公升，走路流汗更多。我帶得動的水，撐不了幾天。所以路上一定要找得到水。這個我還沒想清楚。」
「找水比妳想的難。」偉傑說，「我跑過南部幾趟救災。沒整理過的水源，看起來再乾淨，喝下去就是剛剛醫療站那一排。河水、山溝水，沒煮過都不能碰。可是要煮，就得生火、得有鍋，這些妳背得動嗎。」
「我知道。」她說，「我背包底有四瓶沒動，是上路用的。可是四瓶也只是頭幾天。」
他聽到這個，眉頭動了一下。
「妳有藏水。」
「有。」她說。她說完才意識到，這件事她連陳阿姨都沒講過，今天卻告訴了一個認識半天的人。她也說不清為什麼。可能就是因為他蹲下去過。
「藏好。」偉傑說，聲音壓低了，「這裡缺水缺到這個程度，被人知道妳有四瓶水，麻煩會找上門。別再跟第二個人說。」
「我知道。」她把背包往身邊挪了挪。
說到這個，她想起一個人。
「這裡有個年輕的，到處替人帶東西、換東西的。」她說，「你認識嗎。」
偉傑的臉沉了一點：「板橋那個。認識。」
「他怎麼樣。」
「黑市的。」偉傑說，「我管秩序，他做的就是我要管的那一類。哪裡有水有藥，他比配給站還清楚。可是東西到了他手上，就要拿東西來換。這種人，這種時候特別好過。」
「我看過他。」她說，「他換東西收得不重。有一次他替一個老人多帶了一份，沒收錢。」
「妳看到他收手的那一次。」偉傑說，「妳沒看到他賺的那十次。」
「我看到了。」她說，「十次他都抽一點，不多。我也看到那一次他賠。我做這行的，習慣兩邊都看。」
他看了她一會兒，沒再反駁。
「妳這人，連看一個小混混都要看得這麼全。」他說。
「他不是小混混。」她說，這句話出口她自己也意外，「前幾天有個臂章的當眾這樣叫他，他沒還嘴，轉頭就走。會這樣的人，是被叫慣了。一個被叫慣了的人，還願意替不認識的老人賠一份東西，我覺得這值得多看兩眼。」
他沉默了幾秒：「妳的意思是，他也算妳要找的人。」
「我不知道。」她老實說，「我只知道，真要走，光靠你這種會救人的、跟我這種會看天的，不夠。路上要換東西、要打聽、要跟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，那個我們兩個都不會。他會。」
他沒說同意，也沒說不同意。他只是把這句話收了進去，像收進一個他暫時不打算打開的口袋。
偉傑站起來，要回去管他的隊伍了。走之前他回頭看她。
「妳剛剛說的天氣。」他說，「撐到秋天那個。」
「嗯。」
「如果是真的，那這裡的人，等不到那時候。」他說這句話的時候，臉上沒什麼表情，可是她聽出底下壓著的東西，「我得想想。」
「想什麼。」這次她問了。
「想這裡還能撐多久。」他看著那條長長的、慢慢往前挪的隊伍，「想到撐不住的那天，會先亂的是哪裡。配給站、醫療站、出入口。我幹過救災，我知道一個地方要垮，不是慢慢垮的，是某一個點先斷，然後一下子全散。」他收回視線，「我戴這條布條，能擋一天是一天。可是擋到某個程度，就擋不住了。到那個時候，與其跟著一起亂，不如先想好自己要往哪走。」
「所以你也在想走。」
「我在想，怎麼走才不會死在路上。」他說，「這跟妳想的，是同一件事。」
他沒再多說。她也沒追。有些話講到這裡就夠了，再多講，反而像在催對方表態。
她回到自己那一格的時候，下午的光從巨蛋頂上那圈高窗斜斜地照下來，照在滿地的人身上。
她坐下來，心還跳得有點快。她剛剛跟一個陌生人講了那麼多話，講了路線、講了藏水，這在三天前的她身上是不會發生的事。她一直以為自己這輩子就是那種站在人群外圍看的人，看雲、看圖、看別人。可是剛剛那半天，她走進去了一點。
她想起偉傑最後那句「我在想，怎麼走才不會死在路上」。她聽得出來，那不是客套。一個幹了十二年、看到人倒比看到自己餓還先反應的人，一旦開始想「這裡的人等不到」，他想的就不會只是他自己。
她也想起他講那場大火的樣子。那麼重的事，他講得那麼平。她在電視台看過太多人對著鏡頭哭，眼淚是真的，可是哭完那件事還在原地。偉傑不哭，他把那件事收起來，然後繼續用那雙手把下一個倒下的人扶起來。她說不上來這兩種人哪一種比較好，可是她知道，要走那麼遠的路，她寧可身邊是後面那一種。會哭的人她見得多了，會在哭不出來之後還繼續做事的人，她沒見過幾個。
她不知道這算不算她要找的同伴。她只知道，她原本那張只列著水和路的單子上，今天多了一個名字。一個會在別人倒下時蹲下去、又開始替整座巨蛋的人擔心的名字。
遠處，那個跑腿的年輕人正穿過人群，照例這裡停一下、那裡蹲一下。她這時想，如果有一天她真要走，這兩個人會不會走在一起。一個看人、一個救人，加上一個看天的她。她想得太遠了，遠到自己都覺得好笑。可是這個念頭讓她在這座往下沉的巨蛋裡，第一次覺得腳下好像踩到了一點實的東西。
她拿出那張紙地圖，又看了一遍那條往南的線。從台北到花蓮那一段，她用鉛筆描過很多次，描到紙都起毛了。以前每次看，那條線的另一頭只有她要找的家人，這一頭只有她自己。她得一個人把這一百多公里走完，這個念頭壓著她好幾天，壓到她有時候連地圖都不敢攤開。
可是今天，這一頭好像不只她一個了。一個會在別人倒下時蹲下去、開始替整座巨蛋盤算的退役消防員，還有遠處那個她也在看著的、會跟誰都搭得上話的年輕人。她還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跟她走，連她自己都還沒真的決定哪一天走。可是光是「也許不用一個人」這一點，就讓那條描到起毛的線，看起來沒有那麼長了。
這一次，她第一次沒有覺得那條長長的線只有她一個人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