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們在天祥，待了五天。
五天裡，若晴每天晚上都跟著吳伯去溪谷邊那間小屋，守無線電。大部分的晚上，東邊還是那一片空頻的雜音，撈不到一句完整的話。可是到了第三天晚上，吳伯往南撒出去的那張網，有東西，一個節點一個節點，慢慢傳回來了。
回來的，不是好消息，也不是壞消息。是一個輪廓。
往南的那條線上，有人回報，花蓮市跟吉安那一帶的難民營，確實散了，散了大概兩個月。水不夠，藥不夠，人擠在一起，後來就一批一批往南走，往玉里、往台東的方向去。有些人留在原地，守著自己的東西不肯走。沒有人能說得清楚，那一片散掉的人裡，有沒有一戶姓林的，有沒有一個小她六歲的弟弟。
「網就是這樣。」吳伯說。「它幫你問，可是它問不出一個準話。準話，要你自己走到那裡，自己去看。」
若晴知道。她早就知道，這條路，最後還是要她自己的兩條腿走進去。
這五天，其他三個人，也沒閒著。偉傑每天清晨，還是一個人到溪邊去，挪石子、綁繩結、捏釘子，把那隻剛養好的右手，一寸一寸地練。清和的腿，在天祥這幾天又好了些，能跟著聚落的人去溪邊提水了；他的氣色，自從下到這個高度，那層灰敗退了，回了一點血色，連話都多了起來。浩宇每天晚上跟她一起守機器，吳伯教他認那些轉鈕、認電瓶的電夠不夠、認天線該怎麼架。這個孩子學東西快，吳伯說，憑這手藝，到哪都餓不死。對一個從小被人嫌是負擔的孩子，這句話的份量，若晴看得出來。
第五天晚上，她跟吳伯，把話講定了。她要下山，下到花蓮平地，去看那一片難民營的舊址。林家的人，最後的消息，停在花蓮。她要去他們最後在的地方，親眼看一遍。
「我把你弟弟的事，留在網上。」吳伯說。「花蓮林家，弟弟小六歲。我每天晚上發。你那個基隆的老朋友，往西往南，也都會幫你問。你人下去了，網還在替你守。哪天有消息回來，我就請往下游的節點，一站一站，往花蓮平地傳。你下去以後，找個還有人守機器的地方，報我吳伯的名字，問天祥傳下來的消息。這條線，斷不了。」
若晴重重點頭。她想起前一天晚上，她跟 BV2XX 講定的也是這個。一張看不見的網，從基隆，從天祥，從她不知道的好多個守在機器前面的人那裡，往花蓮平地，慢慢張開。
下山那天早上，天祥的人，照樣各做各的事。曬小米的曬小米，處理獵物的處理獵物。高勇揹著槍，送他們到聚落口，往下面那條切進峽谷的路一指。
「下面那段，窄。」高勇說。「大理石的山，硬，可是會掉石頭。路是從石頭壁裡挖出來的，一邊是壁，一邊是溪，溪很深。過隧道要小心，有的塌了。聽到上面有聲音，先停，別往前衝。」他頓了一下。「過了那一段，山就開了，下面就是平地了。」
天祥那位年紀最大的老人家，沒有送到聚落口。他坐在遊客中心前面那塊曬著太陽的空地上，看著他們走。清和走過去，跟老人家鞠了一個躬。老人家擺擺手，說了一句太魯閣的話，高勇沒翻譯，可是清和懂了，那是一句祝福。
四個人，揹著天祥給的糧，順著立霧溪，往下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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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下走的路，跟大禹嶺往天祥那一段，又不一樣了。
海拔掉得很快。外套早就脫了，塞進背包。空氣一點一點變厚、變暖。立霧溪在他們腳下，從天祥那種寬寬的河床，慢慢收窄，收進一道愈來愈深的縫裡。兩邊的山，不再是泥土跟樹，變成了石頭，大塊大塊灰白色的石頭，上面有一道一道彎彎曲曲的紋路，像水流過、像雲、像誰用筆畫上去的。
「大理石。」清和摸著壁上那些紋，聲音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東西。「整座山，都是大理石。立霧溪用了不知道幾萬年，才把這麼硬的石頭，切出這麼深一條縫。」他抬頭，看那兩道幾乎要在頭頂上合起來的石壁，中間只剩一條細細的天。「以前帶學生來，導遊講過，這叫一線天。那時候坐在遊覽車裡，隔著玻璃看一眼就過去了。」
他沒把話講完。可是若晴知道他想說什麼。那時候坐在遊覽車裡的人，沒有一個會想到，有一天要靠自己的兩條腿，從這條縫裡，一步一步走出去。
路，是從石壁裡挖出來的。有的地方，是貼著壁鑿出來的一條檐，頭頂上整片石頭壓下來，要低頭、要側身，才過得去。有的地方，是直接打穿山的隧道。立霧溪在底下，離他們有時候幾十公尺深，水是一種很濃的藍綠色，撞在石頭上，捲成白的，聲音灌滿整條縫，撞在兩邊的壁上，又彈回來，一路跟著他們，沒有一刻停過。
人在這樣的地方走，會變得很小。
第一個黑隧道，比中橫上面那個還長。進去沒幾步，後面的光就被吃掉了，前面的光還沒出現，中間那一段，黑得伸手看不到自己的手。他們牽著背包，一個跟一個，手扶著濕冷的洞壁，腳往前一寸一寸地探。偉傑走在最前面，過半路一塊垮下來的石堆，他照樣記得黃姐的話，沒有用那隻剛養好的右手去撐，側過身，拿肩膀頂著石頭借力，把人帶過去。
「這手還是不行。」出了隧道，他甩了甩右手，低聲說。「撐一下沒事，真要用力，使不上。」
「不用它使力。」若晴說。「黃姐說的，撐不住就別撐。我們慢慢來。」
出了那個黑隧道沒多遠，路斷了一截。前面一段路基，整個垮進了立霧溪，剩下的，是一座架在溪上的舊吊橋，連到對岸還在的路。橋是鐵索拉的，鋪著木板，有的木板爛了、缺了，露出底下幾十公尺深、藍綠色、滾著白沫的溪水。風從峽谷裡灌上來，橋就晃。
「一個一個過。」偉傑說。「手抓兩邊的索，腳踩中間那條鋼樑，別踩爛掉的板子。一次只上一個人，人多了，橋晃得更兇。」
清和站在橋頭，往下看了一眼那條深溪，臉白了。他這輩子怕高。
「別看下面。」若晴說。「看對岸。看著對岸那棵樹，一步一步走過去就好。」
清和抓著兩邊的鐵索，一步一步，往對岸挪。橋在他腳下晃，他的手在抖，可是他沒有停。偉傑站在橋頭，想伸手扶他，手伸到一半，想起黃姐的話，又收了回來。他這隻手，在這種地方，撐不住一個人；真要拉，連他自己都要被帶下去。他只能用聲音，一句一句帶著清和：穩住，再一步，快到了，到了。
四個人，一個跟一個，過了橋。最後一個過的，是偉傑。他空著那隻不能用力的右手，左手死死扣著索，一步一步，自己把自己帶到對岸。過來以後，他站在橋頭，甩了甩那隻手，沒說話。若晴知道他在想什麼。一個習慣了衝在前面、伸手把人從火裡拉出來的人，現在只能眼睜睜看著別人自己過橋，這對偉傑，比那隻手痠，還難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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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險的那一段，在九曲洞。
那是峽谷裡最窄的一段。兩邊的石壁，高得看不到頂，中間那條縫，窄到立霧溪的聲音在裡面轟轟地滾，震得人耳朵發麻。路貼著壁，彎來彎去，轉一個彎是壁，再轉一個彎還是壁，一個接一個，數不清有幾個彎。
走到一半，浩宇走在最前面探路，停住了。
他舉起手。四個人都停下來。
很安靜的一瞬間。可是那一瞬間，並不安靜。在那一片轟隆隆的水聲裡，他們聽到了別的東西。從頭頂上，很高很高的地方，傳來一種細細的、零零落落的聲音。喀。喀喀。是石頭。小石頭，從那高得看不到頂的壁上，鬆下來，一路彈著壁，往下掉。
「落石。」偉傑壓低聲音，把所有人往壁邊一塊凸出來的岩檐底下按。「貼著壁，別動。」
幾顆石頭從他們前面幾步的地方砸下來，砸在路上，又彈進底下的溪裡，沒了。
「這裡跟大禹嶺那個塌方，剛好倒過來。」偉傑仰著頭，眼睛盯著那條細細的天，聲音很穩。「大禹嶺那邊，怕的是腳底下，碎石坡一灌水就流，把你往下帶。這裡，怕的是頭頂上。石壁那麼高，上面一鬆，掉下來的石頭，砸到誰，誰就完了。」他聽著上面那一陣喀喀聲慢慢停下來。「這種地方不能停在中間。要聽，上面響的時候躲，停下來的時候，趁那個空檔，一口氣過。」
他們在岩檐底下等。上面又落了一陣，停了。偉傑側著耳朵聽了一會兒，確定那一陣過了。
「現在。走。」
四個人貼著壁，低著頭，快步走過那一段最開闊、最沒有遮蔽的彎。若晴走在中間，聽著自己的心跳，聽著腳步聲，聽著頭頂上。還好，頭頂上沒有再響。轉過那個彎，壁又壓下來，頭頂上有了遮蔽，她才覺得後背一片冷汗，貼在衣服上。
過了九曲洞，是燕子口。壁上有一個一個圓圓的洞，清和說那是水長年沖出來的壺穴，以前燕子在裡面築巢。現在沒有燕子。只有風從那些洞裡穿過去，嗚嗚地響，跟底下的水聲混在一起。
走在這條縫裡，人會生出一種錯覺，覺得自己不是在山外面走，是走在山的肚子裡。頭頂那一線天，是這座大山唯一肯透給他們的光。浩宇仰著頭看了一會兒，低聲說了一句：「這座山，好大。」沒有人接話。可是四個人，都在那一線天底下，把腳步放輕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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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燕子口以後，那條一直壓在頭頂上的石壁，慢慢、慢慢地，往兩邊退開了。
縫變寬了。天，從那一條細線，變成了一條帶子，又變成了一片。立霧溪不再是一道擠在深縫裡的怒水，河床慢慢攤開，水聲也鬆了下來。陽光，整片地照進來，照在他們身上。
暖。
不是高山上那種曬著太陽、風一吹還是涼的暖。是一種厚厚的、貼在皮膚上的暖，從下面的平地，一路漫上來。
若晴停下腳步。
她認得這種暖。三個月了，從台北一路往高處逃，逃的就是這個。下面的世界，平地的世界，太陽底下的世界，是熱的。他們爬那麼高，吃那麼多苦，求的就是山上那一點涼。現在，他們一步一步走下來，那個被他們甩在身後三個月的暖，又回來了，貼上了她的後頸。
往下走，是回家的方向。往下走，也是走回熱的方向。這兩件事，原來是同一條路。
「快到了。」偉傑說。他站在她旁邊，也在看前面。
谷口在前面。兩道大理石的山壁，到了那裡，像一扇開到底的門，往左右讓開。門外面，是一片他們三個月沒見過的、平的、開闊的、亮得有點刺眼的地。
他們走到谷口。
谷口那裡，立著一座舊牌樓。紅色的柱子，掉了漆；藍綠色的琉璃瓦，缺了幾塊。上面三個字，太魯閣。從前，這是進山的人，看見的第一樣東西。現在，是他們出山，看見的最後一樣。
他們從牌樓底下，走了出去。出了牌樓，背後是切了他們三天的大理石峽谷，眼前，是一整片攤開來、亮得睜不開眼的平地。
立霧溪從他們身邊流出去，流向那片平地。平地上，有荒掉的田，綠得發黑的雜草，蓋住了從前種過東西的痕跡。有零零落落的房子。更遠的地方，過了那些田，那些房子，是一條細細的、發著光的線。
是海。
若晴的眼睛，從那條海的線，慢慢往左邊移。順著海岸線過去，在那一片暖暖的、晃著光的水氣後面，是一座城。看不太清楚，可是她知道那是哪裡。
花蓮。
她在這裡站了很久。三個月前，弟弟在電話那頭，跟她講的最後一句話，是想辦法過來，我在花蓮等你。那時候她在台北，隔著整個西部，隔著一整條中央山脈。她一步一步，繞過斷掉的橋，躲過設卡的哨，揹著陌生人爬過三千公尺的山，從西邊，繞到南邊，再翻過來，翻到東邊。整整三個月。
現在，她站在花蓮的土地上了。
她沒有哭。她只是覺得，揹在背上的那個包，那個離身三個月、把全部的家當都裝在裡面的包，好像，又重了一點。
三個月前她從台北出來的時候，這個背包是滿的，裝著乾糧、水、換洗的衣服、一點點藥。三個月走下來，乾糧吃完了又補、補了又吃完，衣服破了縫、縫了又破。背包還是那個背包，裡面的東西，換過了一輪又一輪。只有一樣東西，從頭到尾沒換過，是她要回家的這條心。
她想起一路上那些人。雪山隧道裡那些走不出來的人，難民營裡排隊換水的人，山上把藥讓出去的偉傑，把她們當成自己家的清和，那個按著發送鍵對空夜喊話、終於等到有人回他的浩宇。她想，她是揹著這些人、這些事，一路揹到花蓮來的。
她也想起那個始終沒見過面、在基隆替她守著一條線的老人。她想起天祥那間小屋裡，吳伯每天晚上發出去的那句話：花蓮林家，弟弟小六歲。這句話，此刻正在她看不見的地方，一個節點一個節點，往這片平地的某個角落傳。
因為走到了，所以更怕。怕走進那座城，走到那一片散掉的難民營舊址，看到的，是一片連最後一點消息都沒有了的空地。
「林若晴。」清和在她後面，輕輕叫她。「到了。」
「嗯。」她說。她看著前面那座城，聲音很輕。「到了。」
風從平地上吹過來，是暖的，帶著一點海的鹹味，也帶著一點平地特有的、悶悶的熱。底下，那座城，安安靜靜地，躺在午後的光裡，看不出來裡面還有沒有人，等著她。
明天，她就要走進去了。